同性恋的恐同内化：成因、影响及测量方式

摘 要

恐同内化是指的性少数成员将歧视内化到自身的一种现象，本文通过整理以往研究发现，同性恋的恐同内化的成因包括对家庭环境的影响，宗教和传统性道德的影响，恐同欺凌的影响，对女性化的偏见等方面；同性恋的恐同内化的影响包括社会身份剥夺，消极的心理状态，高风险的性行为，高羞耻感等方面；我们对恐同内化的四种测量方式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概括，并对中国的恐同内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展望。

1. 引言

同性恋作为性少数群体一直处于无可避免的社会敌意和歧视的环境下，而当这种敌意和歧视内化到同性恋成员自身的观念和行为中，则被称作同性恋的恐同内化(internalized homophobia or internalized homonegativity) (Meyer, 1995) 。

Malyon (1982) 首次提出恐同内化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同性恋者将当前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消极态度和羞耻感的内化表达。Malyon指出恐同内化表现为将恐同的消极态度和框架融入于自我表达(self-representation)，基于此，Malyon认为同性恋的恐同内化是对于同性恋自我连续性的极大的阻碍。

同性恋的恐同内化不仅仅表现为同性恋对待自己的性取向的消极态度，还包括了其对同性恋群体的否定，对向他人出柜的行为的不适，不想与同性恋的标签产生联系，对同性性行为的反感 (Newcomb & Mustanski, 2010) 。

同性恋的恐同内化自提出以来受到大量的实证研究，从心理健康和自尊感的角度较多，本文通过整理以往的研究，将恐同内化的成因及影响进行归纳整理。

2. 恐同内化的成因

Lazarus和Folkman (1984) 等人认为，外在的社会态度，例如恐同，当它与个体的自我认知发生联系时，便会对自我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当同性恋个体还未意识到自身是同性恋时，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态度的影响，并且内化为自身的社会观念，这是一种社会化的习得过程；而当同性恋个体意识到同性对自己的吸引力时，便通常将习得的恐同的态度用来对待自身的行为。 Thoits (1985) 将这种自我歧视的过程称作自我标签化(self-labeling)，即个体通过从想象的他人来看待自己的身份；因此，伴随着同性吸引，一个被异化的身份开始影响同性恋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性恋的身份发展的过程在以往研究中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这个过程通常受到社会恐同的影响，经常受到恐同者的骚扰和影响，因此恐同内化的过程是在同性恋身份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产生的 (D’Augelli, 2001)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恐同内化的根源在于社会化的过程中，即社会环境的各个因素对同性恋态度的影响，纵向研究的实证研究几乎难以实施，我们将从家庭环境的影响，宗教和传统性道德的影响，和对女性化的偏见等方面探讨恐同内化的成因。

2.1. 家庭环境的影响

社会通常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视作为反家庭的成员 (Goldfried & Goldfried, 2001) 。通过观察研究发现，家庭一般初期消极对待有同性恋取向的亲人，只有通过时间的作用，才会有慢慢接受的倾向 (Savin-Williams & Association, 2001) 。早期研究发现， D’Augelli (D’Augelli & Patterson, 1995)等人 的研究发现只有更好的家庭支持，同性恋个体对自我的接受程度更高；近期也有研究发现，家庭的拒绝态度或者直接的支持是同性恋个体建立自我身份的直接联系指标(Bregman, Malik, Page, Makynen, & Lindahl, 2013) 。因此，当家庭无法接受子女的同性恋身份时，子女的自我接受程度降低易产生恐同内化 (Pachankis & Goldfried, 2004) 。

2.2. 宗教和传统性道德的影响

国外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信奉的圣经旧约中所多玛之城的惩罚，和新约较多的提及对于同性性行为的道德判断，如同性爱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径；在中世纪时曾作为人们唯一的行为准则，一直到当代也占据着主流的道德地位，这一影响使得宗教家庭的同性恋者在接受道德准则的过程中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恐同内化，不能将自我的现实定义与社会准则相符合。早期，Wagner等人1994年的研究发现当个体宗教身份和同性恋者身份发生整合可以有效克服个体同性恋身份的延迟接受(Wagner, Serafini, Rabkin, Remien, & Williams, 1994) 。近期，Kubicek等人更是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综合探讨了宗教因素在恐同内化的过程中起的作用，包括宗教中的恐同语段的分析和整合 (Kubicek et al., 2009) 。

2.3. 恐同欺凌的影响

同性恋时常受到社会的否定，甚至遭到欺凌的影响 (Mishna et al., 2009) 。Blais等人2014年的研究发现恐同内化在恐同欺凌和同性恋低自尊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Blais, Gervais, & Hébert, 2014) ；

2.4. 对女性化的偏见

Sánchez等人2012年的研究发现，一些持有传统男性化观念的男同性恋者(straight-acting guys)对于女性化特征明显的男同性恋者持有偏见，并且缺乏男子气也成为了与对于男同性恋的自身消极态度产生了关联 (Sánchez & Vilain, 2012) 。这一对女性化的偏见尤其呈现在恋爱对象的选择中，大量的研究表明男同性恋者更倾向于选择更具有男性化特征的对象约会(Jeffries IV, 2009) 。

3. 恐同内化的影响

3.1. 主观离群感/社会身份剥夺

恐同内化会阻碍同性恋者形成一个积极的同性恋身份 (Cass, 1979) ；消极的自我对待同性恋观念和自身的同性恋身份产生极强烈的不协调感，从而造成极大的冲突，同性恋者倾向于否定自身的同性恋身份，造成自身对同性恋群体的脱离，社会身份遭到否定，按Tajfel的社会身份理论，自我概念的重要一部分遭到否定，从而自我的连续性遭到破坏 (Tajfel, Billig, Bundy, & Flament, 1971) 。Greene等人2012年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了Cass的理论，研究发现当恐同内化得到缓解时，个体更倾向于接受和形成良好的同性恋身份感 (Greene & Britton, 2012) 。

3.2. 消极的心理状态

恐同内化造成的消极心理状态一直是心理健康持续关注的领域。Newcomb等人通过元分析发现，恐同内化与较高的抑郁感，强烈的自杀动机，较少的寻求社会支持均相关联 (Newcomb & Mustanski, 2010) 。如早期，Alexander研究了恐同内化与抑郁感之间的关系，发现恐同内化与较低的自尊感相关 (Alexander, 1986) ；Igartua等人2009年的研究表明较高程度的恐同内化的同性恋者，能较好的预测其抑郁感和焦虑感，并且其较强的抑郁感与较强的自杀动机相关联 (Igartua, Gill, & Montoro, 2009) 。恐同内化造成的消极心理状态也在非洲，澳洲各地得到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恐同内化与性少数群体的抑郁感具有高相关( McLaren, 2016 ; Vu, Tun, Sheehy, & Nel, 2012 )。

3.3. 高风险性行为的参与

恐同内化与高风险的性行为有密切的关系；早期的研究表明男同性恋恐同内化的程度越高，其对性行为的防护措施的使用频率就越低 (Huebner, Davis, Nemeroff, & Aiken, 2002) ；Brian等人2005年通过聊天室的方式研究表明，恐同内化程度高的个体容易产生更强烈的性冲动，从而更可能参与高风险的性行为 (Dew & Chaney, 2005) ；而近期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非洲地区的高风险性行为和恐同内化的关系( Adebajo, Eluwa, Allman, Myers, & Ahonsi, 2012 ; Ross, Kajubi, Mandel, McFarland, & Raymond, 2013 )。

3.4. 高羞耻感

部分研究也表明了恐同内化羞耻感之间的关系；如Allen和Oleson (1999)发现恐同内化与较高的羞耻感有较强的关联(Allen & Oleson, 1999) ；Hequembourg等人在2013年的研究中发现恐同内化引发的羞耻感与同性恋者药物滥用有较高的关联 (Hequembourg & Dearing, 2013) 。

4. 恐同内化的测量

4.1. Nugesser同性恋态度量表(NHAI, Nungesser Homosexuality Attitude Inventory, 1983)

NHAI是最早也最广泛用于恐同内化测量的工具；这个量表分为三个子量表，共34个项目；三个子量表分别为自我量表(self)，他人量表(other)，和封闭量表(disclosure)；自我量表主要测量个体自身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态度，比如“当我考虑到我的同性恋身份太频繁的时候，我回觉得抑郁”；他人量表则主要测量个体对于同性恋和其他同性恋者的态度，比如“同性恋是一种性变态”；封闭量表则测量的是当他人知道个体是同性恋时个体做出的反应，比如“对我来说，隐藏我是gay这个事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Nungesser报告的科隆巴赫系数达到了0.94；然而该量表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明显的表现出对于恐同内化的测量，可能造成同性恋者在评估过程中产生非本意的自发的消极偏见 (Nungesser, 1983) 。

4.2. 同性恋反应量表(RHS, Reaction to Homosexuality Scale, 1996)

RHS分为四个子量表，共26个项目，四个子量表分别为1) 同性恋公开认同度(Public Identification as Gay)，2) 同性恋歧视感知程度(Perception of Stigma Associated With Being Gay)，3) 同性恋社会舒适度(Social Comfort With Gay Men)和4) 同性恋道德和宗教接受度(Moral and Religious Acceptability With Being Gay)；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0.69，0.64，and 0.62；信度相对较低，但是相对于NHAI，该量表第一次提出应当对被试同时进行同性恋倾向的测量 (Ross & Rosser, 1996) 。

4.3. Mayfield恐同内化量表(MIHI, Mayfield’s Internalized Homonegativity Inventory, 2001)

Mayfield在2001年提出了改进的恐同内化测量量表；这个量表分为三个子量表，共23个项目；第一个量表为个体恐同量表(Personal Homonegativity)，比如“对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我感到十分羞愧”；第二个量表为个体亲同性恋量表(gay affirmation)，比如“我很欣赏我的性取向”；第三个量表为同性恋道德量表(morality of homosexuality)，比如“我相信同性恋在道德上是应该被认可的”；Mayfield报告的科隆巴赫系数为0.91；这个量表较好的继承了NHAI和RHS两者的优点，对于恐同内化和同性恋倾向进行同时测量；但并没有摆脱极端的项目对于被试造成的引导和影响，比如“有时候，我会觉得与其做同性恋，不如去死” (Mayfield, 2001) 。

4.4. 短式恐同内化量表(SIHS, the Short Internalized Homonegativity Scale, 2004)

为了将上述三个量表的优缺点进行融合和改进，Matthew等人在2004年提出了SIHS量表；SIHS建立在RHS的基础上，共包括3个子量表，共30个项目；分别为1) 同性恋公开认同度(Public Identification as Gay)，比如“我十分担心被别人发现我是同性恋”；2) 同性恋性舒适度(Sexual Comfort as Gay)，比如“我更倾向于男性化的男生陪伴”；3) 同性恋社会舒适度(Social Comfort With Gay Men)，比如“与同性恋相关的社会情境会让我感觉到不舒服”。三个子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71，0.61，0.68；这个量表减少了测量项目，并将恐同内化的测量进行了内隐化的提升 (Currie, Cunningham, & Findlay, 2004) 。

5. 恐同内化的未来研究方向

恐同内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心理健康的领域，而恐同内化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虽然有少量研究但很少涉及对同性恋群体行为影响的研究；比如在群际威胁的情境下，恐同内化可能起到的是增强威胁感知的作用。同样，在西方主导的研究下，同性恋恐同内化的成因的研究带有浓厚的西方的文化体系的色彩，而东方文化下恐同内化的研究甚少，东方文化下可能的成因亦有可能因自我模型的不同而产生不同，这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